彻底铲除猖獗横行的"五虎兄弟"势力

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快速发展，促使周边地区的地主阶级纷纷组建"大刀会"等武装民团组织，对红色政权展开疯狂反攻。在这些敌对势力中，最具破坏性的当属被称为"大刀会"的反动民团武装。

根据中心县委的部署，红军部队、地方游击队与"红带会"组织将协同作战，通过统一指挥对地主武装"大刀会"实施重点打击，旨在瓦解这支反动民团的嚣张势力。这一军事行动经过周密筹划，力求彻底粉碎敌人的反革命气焰。

西家宅村位于福安东区和霞浦西北山区交界地带，当地活跃着一个名为"白鹤会"的"大刀会"组织。该团伙由三兄弟及其两位堂兄弟共同领导，被当地百姓称为"五虎"。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常年习武，性格暴戾，在周边地区为非作歹。他们不仅频繁侵扰苏区根据地，还掌控着附近数十个"大刀会"分坛，公开宣称要与共产党对抗，其恶行令民众深恶痛绝。

然而，我们的行动方案仅聚焦于战术部署，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际作战能力。在缺乏充分侦察的前提下，仅派遣六七十名战士便对西家宅发起进攻。部队于午后开拔，完成对"大刀会"据点的合围时已近黄昏。战斗打响后，敌方迅速关闭祠堂大门采取守势。我随小分队负责封锁祠堂后门，亲眼目睹一名战士攀上屋顶。这名战士当时正准备向室内投掷土制手榴弹。

就在此时，一支"大刀会"队伍以惊人速度朝祠堂方向冲来，我们被迫紧急向后方撤离。

祠堂后方的门突然敞开，一群《白鹤会》成员高声叫嚷着朝我们猛扑而来。

敌人几乎就要追上我，锋利的梭镖距离我仅剩两米之遥，绝望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现，认定自己必将命丧于此。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突然从我背后冲出，拽着我就往前狂奔，定睛一看竟是赖金彪。后方追击的刀匪高声叫嚷着"别让他们跑了"，赖金彪迅速投出一枚自制手榴弹，那些匪徒见状立即惊恐地卧倒在地。

这枚炸弹意外地没有引爆，持刀暴徒发现后立即继续追击。趁着这个间隙，我们已经成功撤至山脚。预先部署在半山腰的支援部队随即开火，几名暴徒应声倒地，剩下的人见状才慢慢撤退。

在山上进行战后复盘时，众人一致指出轻敌是导致此次失利的关键因素。虽然避免了人员伤亡，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白鹤会》因此愈发猖狂。这种局面无疑助长了敌方气焰，削弱了我方士气。全体成员心中愤懑难平，立誓定要彻底消灭这"五虎"势力。

第二次行动中，我们集结了红十六连和东区"红带会"成员，总人数超过三百人，组成庞大队伍向西家宅进发。此次作战方案有所调整：先派遣少量"红带会"成员实施诱敌战术，佯装败退。待"大刀会"成员被引至开阔地带后，埋伏的主力部队立即实施包围歼灭。我选择在半山腰位置观察整个战斗过程。

"白鹤会"对"红带会"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态度。当我军先锋部队向村庄推进时，对方成员立即出动迎击。他们挥舞武器高声叫嚣，第二梯队的红军战士迅速投入战斗。竹权部队率先交锋，成功格挡了敌方梭镖的攻击，随后梭镖分队向持刀的匪徒发起冲锋，短时间内就击倒了多名敌人。在匪徒撤退过程中，红军战士抓住时机开枪射击，再次击毙了部分敌军。

"五虎"兄弟怒不可遏，带领手下挥舞着大刀发起新一轮冲锋。赖金标立即命令部队集中火力，优先射击冲在最前面的《白鹤会》首领。经过激烈交火，长期作恶的"五虎"兄弟相继被红军战士击毙。目睹首领丧命，残余的刀匪顿时溃不成军，纷纷四散奔逃。

在红军成功剿灭西家宅地区著名的"大刀会"组织后，周边各分坛成员纷纷陷入恐慌。部分"大刀会"组织自行宣告解散，许多贫农选择主动退出该团体。仅剩少数顽固分子仍坚持对抗红军，但最终都难逃被彻底消灭的下场。

闽东苏区通过清剿活动在根据地周边及内部制造骚乱的地主武装"大刀会"，有效消除了安全威胁。随着这些反动民团势力被基本肃清，该地区局势逐渐平稳，为苏区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闽东特委召开会议期间，对我的工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会人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对我的工作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指正意见。

1934年4月上旬，宁德县委书记叶国珍在福州被捕后变节，导致福建临时省委代书记陈之枢等人相继被捕并叛变。这一系列事件造成临时省委及福州地区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闽东党组织与连江、罗源地区的党组织均中断了与上级的联系渠道，同时也无法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取得联络。在此情况下，福安中心县委联合连罗县委在柏柱洋召开了一次紧急协调会议。

在失去上级指导的情况下，双方一致认同需要组建新的领导机构来统筹该区域工作。为此，福安中心县委与连罗县委决定合并组建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经民主推选，原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派驻连罗的特派员苏达出任书记职务，这符合当时党内关于党委书记须由工人或贫雇农担任的惯例。组织部门由我负责，叶飞则同时兼任宣传部门负责人。

当前形势表明，闽东地区五个县已基本实现苏维埃区域的初步整合。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在于构建闽东与连罗之间的海上联络体系，实现区域间的协同联动。具体策略为：当敌军从海上进犯时，我方应迅速转移至山区开展行动；若敌军转向山区围剿，则立即转移至海上进行游击作战。

柏柱洋斗面村一处地主宅院被选作特委机关的办公场所。随后，闽东地区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此顺利举行，四百余位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共同参与了这场盛会。会议期间正式组建了"闽东苏维埃政府"，由马立峰担任主席，叶秀蕃出任副主席，张少廉负责秘书长工作。该政府管辖范围包括福霞、福寿、安德等已成立的县苏维埃，以及随后建立的罗源、周墩等共计九个县级和四十多个区级苏维埃政权。

闽东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标志着闽东地区革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这是在党的正确指引下，当地群众历经多年浴血奋战的结果。革命先驱江平、成全等同志，以及包括范浚在内的众多无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这一历史性成就。

柏柱洋斗面村内一栋被没收的地主宅院成为闽东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这个位于柏柱洋核心区域的小村落，因其地理位置优势而发展为闽东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当地不仅驻扎着闽东红军独立二团的后方指挥部，还同时容纳了共青团闽东特委和闽东妇女工作团的办事机构。

抵达福安后，我的生活节奏如同上足弦的钟表，整日奔波劳碌，几乎没有片刻停歇。长期缺乏休息和充足睡眠，加上简朴的生活条件，使我在经历了一年多高强度的工作后身体彻底垮了。先前在闽南漳州工作时患上的疟疾再次发作，这让我本就疲惫不堪的状态雪上加霜。

疟疾发作时的症状令人难以忍受。患者首先会经历剧烈寒战，即便在炎热的夏季裹着厚棉被，仍会因寒冷而牙齿打颤、身体不停发抖。随后体温迅速攀升至40摄氏度左右，高热导致意识模糊。这种周期性症状每48小时就会重复一次。20世纪初期，治疗疟疾唯一有效的药物是《金鸡纳霜丸》，但由于需要进口，这种药品在农村地区极为稀缺。

在闽东特委组建将近六十天后，我患上了严重的疟疾，持续高烧不退。发病时常常会感到一股灼热从足底迅速上涌，随即全身剧烈颤抖，牙齿紧咬导致嘴唇破裂。眼球明显外凸，整个躯体蜷缩抽搐，虽然神志清醒，却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

面对突发状况，在场人员都显得手足无措，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无法及时找到专业医师。危急时刻，房东沉着应对，迅速取来食用油将艾叶和生姜煸炒至滚烫。随后用这些加热的药油反复搓揉我的全身，再严实地盖上厚棉被，经过约两小时的持续处理，肌肉痉挛的症状才逐渐消退。

特委召开关键会议期间，我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事后任铁锋向我转述了会议内容。与会人员指出他在军事指挥中存在明显问题：缺乏整体战略规划，仅凭个人勇猛就擅自带队行动；同时违反组织纪律，对叶飞、詹如柏、马立峰等特委领导不够尊重，唯独听从曾志的指示。詹如柏特别强调："任铁锋完全忽视我们的意见，必须通过曾志转达才能接受，这种工作方式极不合理。"

马立峰公开指出："曾志与任铁锋、叶飞交往过密，在群众和干部群体中产生了不良后果。这种行为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作为特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你们都需要进行深刻反省。其中曾志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不仅要接受严厉批评，还必须给予相应处分。"尽管这番言论出自马立峰之口，但我清楚詹如柏才是幕后真正的推动者。

会议结束后，特委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人正式向我传达相关情况，这些信息是通过任铁锋事后转达的。与此同时，叶飞同志也终止了与我的私下交流。

福霞一带作为敌军"围剿"行动的主要目标区域，局势异常紧张。当时我身患重病，这项任命实质上等同于纪律处分，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相当严重的惩戒措施。

那时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何要承担主要责任，难道仅仅因为性别是女性？虽然我从未主动招惹对方，但也意识到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时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倾向，坚持认为恋爱自由是个人应有的权利。

任铁锋与我在多项事务上观点相近，他在实际工作中给予我充分信任和尊重，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配合相当顺畅。然而就个人感受而言，我难以认同他略显粗鲁的处事方式。相较之下，我对叶飞抱有一定好感，但同时存在担忧，主要源于他固执的性格特征，特别是对待女性时表现出的强势作风。

那时我和他们俩交情不错，下班后经常互相走动，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我暗自决定不再在意这些非议，无论他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谓。从今往后要专注于本职工作，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概不予理会。